2026年2月20日（美国当地时间），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全球性关税违反宪法。法院认为，该法律虽然授权总统“监管进口”，但这一职权并不等同于拥有征税权，宪法规定的征税权属于国会。这一裁决具有立竿见影的法律效应，直接导致此前基于该法实施的“对等关税”和“芬太尼关税”失去法律效力。
图片来源：美国最高法院
面对司法体系的制衡，白宫在判决下达后迅速做出了反应。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正式终止所有依据IEEPA征收的附加关税，并指示财政部和海关启动相应的退税程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终结。在终止旧有关税的同时，白宫同步发布了第2026-2号公告，转而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10%的临时关税，并在当晚的记者会上迅速将其税率调高至15%，声称这是为了应对国际收支失衡的紧急状态。
这一政策转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时间线和法源替代逻辑。回顾过去一年的动态，2025年2月初，特朗普政府首先利用IEEPA宣布边境药物紧急状态，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随后在4月初又以贸易赤字为由宣布“解放日”关税。尽管国际贸易法院（CIT）在2025年5月曾初步裁定这些关税非法，但政府通过上诉维持了征收，直到2026年2月最高法院给出了最终定论。
为了规避法律障碍，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将法源从受到质疑的IEEPA转向更为稳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款明确授予总统在应对严重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实施不超过150天、最高15%的临时关税。通过这种“法源切换”，白宫试图在遵守法院判决形式的同时，维持其高关税的政策实质。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通过结合使用122条、232条（国家安全）和301条（不公平贸易），政府能够确保2026年的整体关税收入保持稳定，甚至可能扩大对巴西、印度等国特定产品的调查范围，如1930年关税法下的338条反制措施。
在法律执行层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目前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由于CIT对所有涉及海关关税的行政复审享有专属管辖权，已有超过1800起退税诉讼在此展开。对于进口商而言，要追回此前被“非法”征收的税款，必须遵循严密的行政程序。首要步骤是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提出退税申请，如果申请被驳回，企业需在两年内向CIT提起行政诉讼。CIT有权重新核算清关时的“完税价”，一旦判决生效，CBP通常会以国库支票的形式返还税款。
虽然法律路径清晰，但实际操作却极具挑战性。法律界专家普遍提醒，即便最高法院已定性，退税流程也可能长达一至两年，且涉及复杂的账目核对。目前市场估算的潜在退税规模约在1750亿美元左右，这一巨额资金的回流对美国财政部而言是一项巨大的压力。CBP可能需要发布统一的操作指南来简化流程，以应对井喷式的申请。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一判决和随后的退税预期对市场产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影响。彭恩-沃顿预算模型（非党派、非倡议的财政与宏观经济政策评估项目）显示，自2025年2月以来，依据IEEPA征收的关税累计已超过1300亿美元，若全面退还，短期内将显著减少联邦财政收入。但对于企业界尤其是零售、家具和服装等消费品行业，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的股价波动反映了市场对成本降低的乐观预期。由于历史数据显示约90%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这次退税在经济意义上等同于一次间接的定向财政刺激。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转化为每户家庭数千美元的潜在支出能力。然而，这种红利被随后宣布的15%新关税所抵消，美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依然面临着法源频繁切换带来的不确定性成本，企业必须在旧税退还的喜悦与新税落地的压力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国际社会对美方这一连串的政策操作反应剧烈且复杂。欧盟委员会的立场最为强硬，其反复强调“协议就是协议”，要求美国严格遵守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特别是关于15%关税上限的约定。欧盟担心，美国政府通过更换法律依据来规避法院判决的做法，将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目前，欧盟已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争端解决诉讼，以保护其成员国的出口利益。与此同时，日本、英国和加拿大也纷纷表态，计划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捍卫各自的优惠税率和贸易配额。尽管美方在公告中豁免了USMCA框架下的货物以及部分关键矿产和制药产品，但全球贸易伙伴普遍担忧，美国这种以国内法为由频繁调整关税的行为，正使多边贸易体制走向崩溃。
中国商务部表示已注意到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关税诉讼案的裁决结果，正在对相关内容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中国香港的金融管理部门则借此机会强调了区域政策确定性的重要性，认为美国政策的剧烈波动反而凸显了亚洲市场的稳健。中国台湾则通过沟通渠道密切监测美方关于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相关关税的豁免执行情况。
全球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担忧，正在催生新一轮的区域整合，部分国家已开始加速推动不含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对冲美国市场的准入风险。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301调查范围或动用更冷门的关税条款，全球可能陷入一轮更广泛的贸易报复循环。
长期来看，美国贸易政策的这种高度不可预测性已经演变为一种重大的外交和经济风险。最高法院的裁决虽然在法律层面上纠正了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但白宫迅速转场至其他法律授权的做法，显示了关税作为政治工具的长期性。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关税政策已不再仅仅是经济议题，更成为博弈的筹码。美国在寻求全球领导力的过程中，与其盟友在贸易利益上的冲突正日益公开化，这不仅可能削弱美日在多边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效率，也可能导致盟友在投资和技术领域对美采取更审慎的防御姿态。
对于全球进口商和供应链决策者而言，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多维度的合规和避险策略，既要积极争取旧有关税的退还，也要评估在122条、232条等新法源叠加下的长期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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